【案情】

2025年6月23日晚，项某邀请付某在A市一餐馆吃饭，席间项某饮用一瓶啤酒，付某饮用一瓶白酒。当日21时许，付某让项某开车送其至B市，后项某驾驶小型轿车载乘付某沿高速公路向B市行驶。在行驶过程中，付某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欲解开安全带，且拉拽方向盘。为避免危险，项某在应急车道内停车，并打开双闪灯。车辆停稳后，付某抢下项某用于导航的手机，自行下车将手机扔在高速公路上，并站在行车道内欲拦截过往车辆。项某见状，多次拉拽付某回到应急车道，在这过程中被付某两次扇巴掌或拳击。后项某因气愤独自驾车离开。随后，付某再次走到行车道内，并坐在地上，同向驶来的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因避让不及撞倒付某后致其当场身亡。经检验鉴定，付某血液中乙醇含量433.lmg/100mL。

【评析】

本案中项某的行为如何认定，主要有两种观点：

第一种观点认为：项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。付某自愿饮酒，酒后在高速上耍酒疯，项某基于朋友情谊，多次劝阻，后因被打才气愤离开，因此对于付某的死亡结果，项某并不追求，也希望能够避免。高速上车辆均开启远光灯，来往车辆能够注意到付某，付某也未丧失意识，应该能够避开车流。因此，项某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。

第二种观点认为：项某构成（间接）故意杀人罪。理由是项某将醉酒的被害人带上高速公路，对被害人负有特定的救助义务，仅因付某不听劝阻，就将其丢下独自驾车离开，导致付某被撞身亡。属于认识到可能发生危害后果，虽然不积极追求，但也未设法避免的不作为犯罪，构成故意杀人罪。

本案主要涉及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两个罪名，区分二者关键在于：一是是否存在作为义务；二是作为义务的来源；三是是否有效履行作为义务，四是主观上是过失还是放任。

首先，项某对被害人负有特定的救助义务。项某宴请被害人，二人均饮酒，此时基于共同饮酒的情谊行为，衍生出对醉酒同伴的安全安置义务。随后项某驾车上高速送被害人回外地，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，且下着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项某直接创设了危险，其救助义务随之升级为法定的危险消除义务。

其次，项某未有效履行救助义务。项某虽然在前期采取了应急车道停车、开启双闪、规劝、拉扯等救助行为，但并未完全、有效、尽其所能地履行救助义务，主要表现在：项某未能设置三脚架，提醒后车；因害怕被查酒驾，自始至终未报警寻求专业帮助；其离开时从后视镜已经发现一辆大货车驶来，但仍放弃了被害人，独自驾车离开，因此项某并未彻底有效地履行救助义务。

再次，项某主观上是放任型的故意，并非过于自信的过失。“轻信能够避免”需要有一定的依据，使其能够“轻信”。然而本案中，被害人重度醉酒神志不清，反复闯入行车道，完全无自保能力，事发于雨夜的高速弯道处，过往车辆避让难度大，且项某驶离时已发现有货车驶来，明知被害人滞留现场面临极大危险。而其供述“祈祷被害人不要出事”，仅是主观侥幸心理，而非基于客观事实的合理信赖，结合其“听天由命”的主观认知，足以认定明知可能发生危害后果，仍放任结果发生，符合间接故意杀人罪主观构成要件。

综上，笔者认为项某的行为构成（间接）故意杀人罪，但鉴于本案源于朋友间情谊行为，且被害人存在过错，不同于一般恶性故意杀人案件，可以认定为“情节较轻”。最终，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项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