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例一

未成年人被猥亵及父母离婚纠纷案

基本案情：

未成年人张某某在父亲外出期间，遭邻居刘某某猥亵。案发后，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发现，张某某的母亲李某某正通过人民法院在线平台起诉其父离婚。为避免未成年人权益在父母婚姻破裂过程中进一步受损，法院立即启动“刑事+民事”联合办案机制，同步处理刑事案件与离婚纠纷。

裁判结果：

法院判决：1、被告人刘某某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；2、准予李某某与张某离婚，婚生女张某某由父亲张某直接抚养，母亲李某某按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至其成年；3、发布家庭教育令，责令父母双方加强亲子陪伴，关注子女心理需求，提升其安全防范能力，并定期接受家庭教育指导。

典型意义：

本案是司法机关通过“刑事+民事+家庭教育”三位一体机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典范，法院以司法能动性破解未成年人保护难题，通过刚性惩戒与柔性调解的结合，既惩治犯罪又修复家庭功能，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、稳定的成长环境，将刑事惩戒、民事权益调整与家庭教育干预紧密结合。

案例二

李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

基本案情：

陈某甲自幼由祖父母抚养，2023年小学一年级时被接回父母处生活。同年11月至12月间，母亲李某对陈某甲实施长期虐待，并以饥饿、戒尺殴打等方式施暴。2023年12月，陈某甲因严重营养不良、佝偻病等被送医救治，医生报警后案发。经鉴定，其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李某在虐待期间处于抑郁症显症期，被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。2024年10月，法院以虐待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。同年10月，区妇联申请撤销李某监护人资格，区检察院支持起诉。

裁判结果：

法院判决撤销李某对陈某甲的监护人资格。

典型意义：

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，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、教育和保护的法定义务。本案是司法机关联合社会组织从严落实《民法典》监护制度的典型案例，该案通过撤销监护资格与刑事处罚的“双轨制”追责，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，同时依托社会力量修复创伤，为破解“家庭内虐待”难题提供了司法样本。

案例三

杨某某诉黄某探望权纠纷案

基本案情：

杨某某与黄某于2017年7月经法院判决离婚，婚生女黄某甲随父亲黄某生活。判决生效后，黄某多次以各种理由拒绝杨某某探望女儿。杨某某为维护探望权提起诉讼，请求每周固定时间接女儿共同生活，并在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延长相处时间。黄某则辩称杨某某的探望要求过于频繁，可能干扰孩子正常生活和学习。

裁判结果：

公安县法院判决杨某某在女儿上学期间每月探望女儿两次、寒暑假期间探望三十天、法定节假日每两年探望一次。

典型意义：

本案系贯彻《民法典》第1086条探望权制度的典范，体现了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原则。法院未机械支持母亲的全部诉求，而是基于未成年子女的“生活稳定性”与“情感需求”双重维度，科学设定探望频率，既保障了非直接抚养父母的合法权利，又守护了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安宁与心理健康。

案例四

陈某、余甲、余乙、余丙、党某贩卖毒品案

基本案情：

陈某（1997年生）、余甲（1994年生）、余乙（2000年生）、余丙（1998年生）、党某（1998年生）组成贩毒团伙，于2023年10月至11月在湖北省监利市多次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烟弹及烟油。该团伙分工明确：余甲、余乙主要负责采购及管理毒资，余丙、党某及未成年人张某（2007年生，另案处理）负责销售。团伙通过免费提供毒品吸食、支付报酬等手段控制张某参与贩毒。陈某作为上游供货商，多次向余乙等人出售依托咪酯烟弹（4次交易，涉案金额超1.5万元）。余甲、余乙、余丙、党某及张某多次向未成年人郑某某（2009年生）、朱某某（2008年生）等人贩卖毒品。交易场所包括网吧、酒店、KTV等青少年聚集地，并通过微信转账收取毒资。案发后，余甲主动投案，其余被告人均被抓获。

裁判结果：

法院认定五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，最终判处：陈某、余甲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，罚金8000元；余乙、余丙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分别并处罚金8000元、7000元；党某有期徒刑三年，罚金6000元。陈某上诉后，二审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典型意义：

本案作为利用并面向未成年人贩毒的典型案件，暴露了未成年人涉毒的多重隐患：家庭监护缺失、法律意识薄弱、不良群体以毒品或金钱为诱饵的操控，导致未成年人沦为犯罪“工具人”；涉案依托咪酯作为新型麻精药品，吸食后易引发器官损伤和心理依赖，严重威胁青少年身心健康，凸显未成年人保护的紧迫性。人民法院坚持“从严打击+特殊保护”原则，对教唆、利用未成年人贩毒者依法从严惩处，构建“预防-教育-惩处”协同机制。通过禁毒宣传，强化法治意识，以模拟法庭等互动形式深化警示教育，阻断毒品犯罪向低龄群体渗透。同时，倡导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协同治理，为青少年成长构建法治防线。

案例五

吴某某、郑某某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案

基本案情：

吴某某（1986年生）、郑某某（1981年生）于2024年3月至4月间，通过中介招募两名14岁未成年少女白某某、黄某某（均2009年生），在某KTV从事有偿陪侍活动，陪侍费用为150元/小时，吴某某每日从每人收入中抽取200元与郑某某分成牟利。2024年7月，吴某某主动投案但首次未如实供述，后坦白；同年11月郑某某被抓获。二人各退缴违法所得5000元。

裁判结果：

法院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：吴某某（有前科）有期徒刑八个月，罚金5000元；郑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，罚金4000元；追缴违法所得。一审宣判后，郑某某提出上诉，后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申请撤回上诉，二审裁定准许撤回上诉，一审判决生效。法院延伸审判职能，于2025年4月向文旅部门发出司法建议，要求加强娱乐场所监管，严查未成年人违规进入，推动源头治理。

典型意义：

本案作为组织未成年人从事营利性陪侍的典型案例，从法律、社会、治理三层面为未成年人保护提供实践范本。法律层面，援引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58条，明确KTV、酒吧等场所需设置禁入标识并核查身份，违规者将承担刑责，推动行业规范经营；社会层面，揭露未成年陪侍活动易引发性侵害、价值观异化等风险，法院以严惩组织者彰显司法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立场；治理层面，法院通过司法建议联动文旅部门强化娱乐场所源头监管，协同家庭、社区开展法治教育，以“惩戒-整改-监护”机制织密保护网，实现从个案裁判到行业治理、家庭责任落实的闭环管理，为构建未成年人权益长效保障体系提供可复制的司法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