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案情】

2020年至2025年初，马某等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，利用个人账户设立“资金池”，以“资金过桥”模式开展职业放贷。其针对需“先还后贷”的企业提供短期周转资金，待银行续贷后收回本金，并以“服务费”等名义收取年化利率超36%的高息。经审计，该团伙累计放贷流水达1.3亿余元，但因资金周转快、实际占用本金少，违法所得约140余万元，呈现出“流水天价、获利微薄”的倒挂特征。

【评析】

第一种观点认为，“资金过桥”依附于信贷周期，客观上为企业纾困且未造成银行坏账，本质属民间借贷，不应入罪。

第二种观点认为，无证经营、向不特定对象高利放贷，具备“地下钱庄”特征，构成非法经营罪。

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，但在量刑逻辑上应体现“定性与定量”的实质均衡。

首先，入罪的实质在于对金融监管秩序的侵蚀。职业化过桥的核心危害不仅是存在高额利息，更在于破坏了银行信贷的“风险熔断机制”。银行设定定期还款制度旨在测试企业的真实偿债能力，而过桥资金的介入实质上则为丧失流动性的企业伪造了偿债能力，制造了资金链健康的假象。这种行为导致银行无法精准识别潜在的不良资产，致使信贷风险被掩盖并在金融体系内部不断隐蔽累积。该行为虽未吸存，但已具备“影子银行”特征，架空了国家信贷准入制度，必须予以刑法规制。

其次，坚守年化利率36%的红线。刑法介入民间金融理应保持谦抑，“实际年化利率超过36%”是区分风险溢价与掠夺性借贷的分水岭。司法认定应坚持“实质重于形式”，本案中名为“服务费”实为资本利息。凡综合成本越过36%红线的，即属于利用借款人危困状态进行的金融掠夺，应计入犯罪数额；反之则应核减，由民事法律调整。

最后，构建“流水定档、获利定刑”的二元评价体系。针对本案数额倒挂现象，若机械量刑将导致罪责刑失衡。一方面，应依据1.3亿元累计数额，将法定刑幅度锁定在“五年以上”档次，维护法律严肃性；另一方面，在具体裁量上，应考量过桥业务资金回流快、实际资本侵蚀力弱等特点，其社会危害性小于掠夺性“套路贷”。因此，在被告人有多个从轻、减轻的情节之下，量刑应向法定刑下限靠拢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